忧容童子

屈原赋25篇篇目研究

（07年南外高中“研究性学习”课作业）

关键词：楚国 神话 《楚辞章句》《离骚》 天命 自我

摘要：屈原伟烈高洁的灵魂早已注入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集体意识之中。但可惜的是，至今我们还无法确定《楚辞章句》中到底哪些篇目是屈原的作品。本着学习与探索的心态，我们也尝试了对屈原赋25篇的研究。除了索引文献，博采各家意见之外，我们还从独特的视角来探视屈赋。我们认为屈原的代表作《离骚》是其精神的总结，在深入研究后我们发现：屈赋的主题很少离开《离骚》中诗人的思想线索。所以我们就以次为据，着重对诗歌主题的研究，以辨明屈原赋25篇的真相。

屈原（-343 — -278）（注1），楚人最高精神楷模。其代表之作《离骚》更为其精神总结。这首作于诗人将被流放时的诗篇，包含了他思想中的所有冲突，挣扎与抉择。我们将《离骚》分为四段来探索屈原创作的实质。

1．《离骚》第一段

（从开篇到“岂余心之可惩”句）   

主题：高贵的身份与责任

这一段中，放逐者自述了高贵的身世。这对于我们理解屈原是至关重要的。屈原为左徒，又称“三闾大夫”，掌管的是王族三姓：昭、屈、景。可见屈原为楚之宗室，其职责所在便是要祭神敬祖。所以屈原的思想脉络自神话而始，是这样的过程：

神灵→祖先→族人→国家→政治→创作

屈原的爱国精神，其根基不可动摇，所以它有无比的勇气，要实行“美政”。可惜小人当道，他不能施展，便只能“恐情质之不信兮，故重著以自明”（《惜诵》）。所以说，屈原的创作，多是政治失意后的产物，脱离不了“述忠情”三字，一切都是为了“重著以自明”。因其创作的主题是同一的，我们才能以《离骚》为基础，推测屈赋25篇的真相。

第一段身世描述为全诗定下基调，我们看见了一位高傲的流放者。这种高傲是作为贵族的屈原与生俱来的，在其处女作《橘颂》中亦有表现，这一诗篇的归属权应无疑义。

2．《离骚》第二段

（自“女嬃之婵媛兮”至“余焉能忍于此终古”句）  

主题：问命于天

屈原爱楚族，他继承了楚文化的精华。楚的文化绚烂多姿，影响屈原最深的有：

⑴楚声 

楚声发于《诗经.二南》。至于楚汉之际，楚声大行，天下可谓“四面楚歌”。屈原对楚声的继承见于《橘颂》，他也曾将楚民歌直接引入诗中。

⑵神话 

屈原是宗室之守，自然极熟悉楚神话。《九歌》虽不是他原创，却融会了河南、湖北、湖南三地的祭神土乐，定是屈原整理之作。在《离骚》第二段中，屈子致辞舜帝，问命于天，其文化背景显然是《九歌》。他那无穷的探索精神及对命运的敬畏，乃是《天问》的重演。但祖先不能给他明示，诗人长叹一声回到人间。

⑶道家 

屈原不是道家，他始终与这种当时的流行思想进行着对抗。在他的思想中，似乎可以理解隐士们的生存方式（见《渔父》）。但他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是不可推脱的，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了。道家对命运的看法如鬼魂一般时常出现在诗人脑中，诗人则用笔写下辞句重著自明，不断与之对抗，这才有了《离骚》第三段的问卜于人。

3．《离骚》第三段

（自“索藑茅以筳篿兮”至“蜷局顾而不行”句）

主题：问卜于人，种种选择的矛盾

屈原在《离骚》中，一直在找寻他的天命。这天命自他生在贵族之家时，便已有了定数。但诗人却苦苦求索，屡屡受挫，现实与理想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。这种矛盾中的追寻，是屈赋的最高主题，在《惜诵》中亦有表现。而《离骚》则像是《惜诵》的最终定稿，在前者的基础上大肆铺陈，赋予了原诗以音乐美与建筑美，终于形成了完美的诗篇。

但正如《离骚》第三段中表现得那样：“举世皆醉我独醒”的屈原又是常常迷茫的。他又向卜者问命，总是没有答复；面临种种抉择，总是无法决定。这种迷茫总是伴随着“出世”的思想如魅影般浮现，所以这一段其实是又一次自我的斗争。每一次这样的斗争，在诗人的笔下就化为一首诗歌。在《离骚》之后，屈原初放之时，这样的斗争常常袭来。君子畏天命，在《离骚》最后，屈原虽知道了自己的天命，却是在矛盾中接受的。这样，他又一次返回去问卜，于是就有了《卜居》之章。在孤独的汉水之滨，诗人遇到了隐士渔父，于是又一次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的斗争开始了，《渔父》就是这斗争的产物。这两篇的归属权问题颇有争议，其原因大致有三：

⑴未用骚体诗句

⑵体例与其它诸篇均不同，气氛冷静

⑶赋中有比，叙事清晰，不同于屈原一贯的强烈表现自我的风格。

但我认为屈赋的特点是：主题同一，结构却不断的探索。如《抽思》一篇，也是结构分明清晰。如因为这两篇诗歌未用骚体诗句而将之排斥的话，那就是否定了屈赋的变化，否定了屈子的创造力，进而否定了他的文学生命力。

所以我们认为这两篇诗歌是初放汉水的屈原对楚声的回归，赋中有比的手法是对《诗经》的发展，主客问答的形式是诗人又一次的成功探索。

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诗人当时所处的情景，他初放汉水“惟郢路之辽远兮，魂一夕而九逝。”（《抽思》，也作于初放汉水时）。这时诗人的精神是衰弱的，心境是孤独的。那渔父可以在诗末横江而去，屈原却已得知天命，只能留在水上，走完最后的旅程，最终投入沧浪之水的怀抱。《抽思》里，诗人明明北放汉口，却突然大哭。“狂顾南行，聊以娱心”。这就是诗人心中争斗的映射。它不断地带着诗人回到故时故地，再一次体会、消化那失败流放的痛苦。所以诗人用了主客问答的方式，一人分饰两角以自我排遣。这与东方朔《答客难》、苏东坡《赤壁赋》不是同一种心情吗？世上只留下屈原一人对着汉水冥思，其气氛可想而知是冷静的，但诗中的力量是不会削弱的。综上，我们认为，应该按《楚辞章句》王逸原题，将二诗归于屈原名下。

4．《离骚》第4段

主题：知天命，最后的旅程

在屈原即将远走西极的最后一刻，诗人看见了自己的家乡，也看见了自我的本心。这一刻他决定不违自己的心志，自愿回到现世，返身赴死。这一刻叫做“知天命”。于是屈原终于摆脱了畏惧，走上了最后的旅程。

《离骚》中屈原的挣扎并不是诗人的回忆，而正是诗人当时心情的体现。这种状态其实一直持续到屈原流放之后很久。在《抽思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的几次斗争之后，屈原才由畏天命而知天命，由知天命而安天命。在最后的二三十年里，世传的屈赋有以下几篇：

《思美人》《哀郢》《涉江》《悲回风》《怀沙》《惜往日》《远游》《大招》（以上皆《楚辞章句》王逸所题）

《招魂》（此清人之说）。

我们依然按上文的方法一一分析。

首先，《远游》的篇末，诗人在远游之际看见了故乡，却没有回头，反而长叹一声，决心离去。我们可以看见，即便在最迷茫的时刻，《惜诵》《离骚》里下达的死亡预告、《卜居》里借太卜之口的陈述、《渔父》里渔父的消失反衬出的屈原的不为所动，诗人都未曾做出过完全相反的抉择。他一直不违本心。所以《远游》倒像是宋玉等后人的仿作，且又与司马相如的《大人赋》暗合。郭沫若先生以为是司马相如伪作，也是差相仿佛了。

次之，清人认为《招魂》为屈原之作，也属不实。明末黄文焕首倡此说，据《史记.屈原列传》“余读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招魂》《哀郢》，悲其志”。但读者只要浅读《招魂》，就会发现这首诗极力夸张、渲染享乐生活。太史公读了怎么会“悲其志”呢？这里头的原因大概要到《大招》里去找。据《文选》卷六左思《魏都赋》西晋初人张载注：今本《楚辞》中的《招魂》又称《小招》（小招魂）。那么可想而知，《大招》估计便是“大招魂“了。清人孙志祖更提出《史记》之《招魂》便是屈原的《大招》。诗中作者自述”美政“的理想，故而太史公会“悲其志”。此诗后人称为《大招》，是为了与宋玉的《招魂》相区别。这样的解释为我们感性的认识提供了佐证。我们认为应遵王逸原题：屈原作《大招》，宋玉作《招魂》（小招魂）。

其他几首诗的脉络很清晰。《思美人》《哀郢》《涉江》为一组，是怀王死后的散作，文字多有江湖之思，主题为怀念。而《悲回风》《怀沙》《惜往日》为一组，主题为死亡，应作于作者死前不久。从《悲回风》的悲秋开始，诗人的生命力枯败了。《怀沙》是其死亡的预告。而《惜往日》则是绝命诗，文字平易，如一气吟出。诗人从容地走完了最后的旅程。他自沉而死，完成了36年前在《离骚》中的诺言。他早已接受了自我的天命，也尽了自己的责任。他所忠爱的楚国虽然难免灭亡，但诗人自信执着的人生态度，与高洁的操守却永存于民族的集体意识之中。他的作品，也因为强烈的自我抒发，激烈的内心争斗和不朽的灵魂力量而流传下来，被许多人推崇乃至模仿。这才使“屈原赋25篇“的探索有了如此多的内涵。

5．结论

由以上的探索讨论，我们发现自己对屈原赋25篇篇目的研究大致与《楚辞章句》王逸所提相同。

王逸以《九歌》为10篇（《礼魂》为祭神结束时曲目，本在每篇篇末），再加上《九章》9篇、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远游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《大招》，计25篇。除《远游》不是屈原作品外，其余皆是。但《九歌》中既有河南土乐，又有湖北土乐，而《礼魂》与湘西苗家神歌极似（注2），只是湖南一地的土乐，应该独立。所以《九歌》计作11篇，正好是25篇作品，其创作顺序如下（《九歌》《天问》专述神话，时不可考）：

前314之前：处女作-《橘颂》

前314：时屈原去职-《惜诵》《离骚》

前313：放于汉北-《抽思》

前310：既放三年-《卜居》《渔父》

前296：放于夏浦，时楚怀王卒于秦-《大招》

前296至前287间：《思美人》

前287：至洞庭-《哀郢》《涉江》

前279：《悲回风》

前278：自沉汨罗-《怀沙》《惜往日》

这样的结论并不一定是历史的真实。但我们作为业余人士的推测只能止步于这个程度了。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探索表明：在二千二百多年后，依然有人试着去揣摩当年那些伟大人物的内心世界。

 

参考书目：

[汉] 王逸《楚辞章句》

[汉] 司马迁《史记》

[清] 严可均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

钱钟书《管锥编》

张正明《楚史》

蔡靖泉《楚文学史》

涂又光《楚国哲学史》

吴广平《白话楚辞》等

注1：本文所有关于年代的推测皆本于郭沫若、游国恩前辈的研究成果。

注2：参见《吉首大学学报》1982年第一期，龙文玉《苗族的招魂风与屈原的招魂作品》一文。